体会主流社会的心情， 享受国家主人的权益， 尽职有益国家发展的事业

    我很爱看动物世界节目。动物世界真实反映了动物本性和本能。动物世界中，为保护自己的领地，不惜一切甚至与领地共存亡的精神，常常使我感动。
    世界上一个经久的新闻，以色列与阿拉法特。我原想，聪明甚至富有的犹太人，应该是人类种族中的强者，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有他们的势力。犹太人可能最不重视国家呀家乡什么的吧。但是，犹太人也没有成为世界公民，以色列的复国及与巴基斯坦领土争端，可以说是浴血混战，前赴后继。为的是建立和拥有一个以自己民族为主的国家!最近，读一本世界金融股市大师索罗斯的书，发觉，在他成为富翁后，作慈善事业最多的还是曾经少年时以不愉快经历离去的东欧和犹太民族的以色列!
    一个动物，不能没有自己的家园!一个人，也需要自己的国家!这是动物的本能，个人与国家，在物质和精神上，是难于割离的。我们还做不了世界公民，我们需要一个认同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并且认同我们自己的国家。我想，所谓的人间天堂，也就是一个认同自己并使自己也能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家园吧!
    中国人对自己的家园和祖国非常自豪和骄傲。但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就不那么自信和自豪了。所以，我们中国就有大量的青年人到国外去求学，去谋生，去发展。尤其是那些让其国民感到高度自豪的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去学习。所以，对于留学的期望，一个寻求个人发展，一个是“西天取经”， 以便“西为中用”，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发展成为更让中国人自豪的国家。
    记得学生时代，同学们谈古论今，慷慨激昂，抱怨我们的前辈，只管军阀混战，或宫廷政变，忙于争权夺利，忘记了给我们后辈留下点什么，使我们至今感到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自豪和骄傲的东西不多。那么，我们这代人，也会受到类似的指责吗?我们这一代，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可以增加他们作为中国人自豪的东西呢?
    毛泽东结束了近代史上的军阀混战，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使中国人有了安全感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自豪感，甚至某些优越感。邓小平把中国社会从一个封闭系统变成了一个开放系统，大量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入，打破了中国人的社会平衡和心理平衡，使中国人对自豪感的评价坐标和评价方式，从与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转变成与当今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中国人对社会的满足度和自豪感水平，都发生大的变化。现在，以江泽民主席和朱榕基总理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在丰富社会、增强国力、贡献人类进步方面，必定有大的举措和好的业绩，必定能大大提高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
    那么?我们能作什么?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能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做点什么?
    我觉得，“从自己做起”，及时投入主流，积极参与社会，为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就是我在1988年博士毕业后第二天，就“急不可待”地登上飞机回国的初衷所在。
    记得在毕业典礼后的送别会上，博士生期间的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尖端技术研究所所长柳田博明教授说，中国似乎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成功，关键是中国能否发挥使人才发挥能量的机制。如果中国人的能量，能够发挥到香港人的水平，中国就会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鼓励我要为中国努力工作，要为中日友好作贡献，要为提高中国人的能量效率(广义的工作效率)作贡献。教授的嘱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人不是没有能量，而是没有很好的形成强大的合力!重要的不是激发人们的能量，而是规范能量的走向，使中国人的能量能够汇集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1988年初，是中国的经济剧烈动荡的时期。而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还没有从计划经济和凭票定量供应中摆脱出来。北京在肥皂、粮食、食油以及蛋禽肉等方面，还实行凭票供应。刚刚回国，只能住在集体宿舍里，因而也没有“家属户口”，也就分不到这些定量供应的票证。四月初的北京，大风与沙尘是必至的。我身着整洁的西装早出，办理落实户口问题，晚归时，我的白色衬衣已经变成了黄色甚至黑色。要买到一块肥皂洗领子都很困难。因为没有肥皂票。当时，周围的同事们和党支部，还发起向我“捐赠”票据的活动!我回国工作，倒成了这里的“refugee”了！一种温情，让我激动好一阵子，至今我都难以忘怀。刚刚开始几个月中，每月89元钱的月工资，还不够我缴纳水电住房及开会的费用。初到北京，也确实让我体味到万事开头难的滋味。
     刚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从头做起。首先，作什么呢?从专业做起，从教书育人做起。来到清华大学后，把在国外做博士生期间的勤奋和敬业精神带到了实验室。实验室里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多了，原来晚上熄灯紧闭的实验室，开始亮起了灯光。该实验室在国内外发表的科研论文明显增多。周围的同事也越来越多的转而采取协作的态度帮助我。我这个曾被认为是“飞鸽牌”的“洋博士”，也渐渐被周围的同事接纳和认同了。
    从回国后的1990年，工作开始有了起色，职称也由刚来时的助教到讲师，1991年被聘任为副教授，成为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1993年晋升为教授，成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95年被聘任为博士生导师，具有招收和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为当时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现在(1998年)清华大学有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年教授120多人，而我属于其中老资格的几名之一。当起“老资格”的青年教授。与之相对应，生活待遇方面也得到显著改善。住房从门卫的临时房，搬到8平米的筒子楼，第二年搬进一居室的单元房，第四年搬进两居室，第六年再迁到三居室。明年可能要搬进120平米的教授新楼。十年搬了5—6次家，也叫苦尽甘来吧!
    回国这十多年来，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社会需要留学生，不仅仅是科研领域需要留学生，也不仅仅是科教领域需要留学生，中国社会，在更广泛的领域都需要留学生来发挥作用。中国还处于一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期，很多事情都需要人去做。但是，许多人不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也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些事情该这么做。回国的留学生，眼界开阔，思维活跃，有多角度思维能力和多重判断标准，具有特有的优势和特殊的作用。对自己有信心的留学生，在国内能够找到多方面的施展机会。中国需要留学生，需要留学生在社会各个领域施展才华，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留学生人数还比较少的领域，更迫切需要留学生去牵头、去带动、去示范。
    中国的政治气氛很浓厚，而学术气氛相对淡薄。尤其是年青的科技人员，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的机会不多。为此，我们在1989年组织了全国的青年材料学会；打破门户之见，以新的学术团体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使全国材料界的青年人有相互认识、相互切磋的机会。现在，挂靠于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的青年委员会，每两年一次的全国青年材料科技研讨会，每次都有250人至300人参加，成为全国青年人的盛会，在全国青年材料科技工作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日常性的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使在国内工作的青年学者有了激励和相互提高的机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们都一致认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的青年委员会，是各种专业性学术团体中最活跃的青年学术团体之一。
    1993年4月，我到英国Leeds大学做访问研究，与当地的留学生会组织(他们称之为学联)联系，期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电话中告诉我，问我有没有“姨妹儿”，要送我一个姨妹儿，我很是纳闷，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我尽快建立Account和E—Mail。 回来后，我就觉得信息网络将会大大改进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中国应该抓住机遇，迎头赶上。从那里作起呢?1995年10月，我们发起举办了“首届海内外中华青年学者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交流会”，邀请在海外工作成绩突出的50多位青年学者回国与国内的近100名优秀的青年学者交流，促成许多海内外的优秀的青年学者之间建立很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借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参会代表并进行座谈之际，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了抓住时机利用新兴的国际互联网络，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建议。江主席在讲话中对代表们的建议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材料科技领域发展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使参会者得到很大鼓励。会后，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发动海内外华人青年学者联手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材料科技信息交流网络。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97午3月31日，这个中国材料科技信息网络终于建立起来，他的名字为Chimeb，是ChinaMaterialsElectronicBulliten的缩写，网址为(http：＼＼www．chimeb．edu．cn)。它收集了全国各个与材料科研相关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生产厂家的信息，包括政府的材料科研计划与规划政策、国内材料专业学会动态和刊物目录，材料科研成果的更新等。在国内，一个这样覆盖某个专业面的全国性网络，还没有人做。即使在国际上，还没有那一个国家有一个全国性的材料专业的科技信息网络。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国际材料研究联合会(简称国际材联)的重视，他们多次派人来视察。尔后推荐给美国国家基金会，美国国家基金会物理与材料部的首席执行官亲自率团来考察。并建议以中国的材料科技信息网为参考，建立全球性的国际材料科技信息网络，以促进材料科技领域的全球性的日常的大规模的交流。通过这个网络，科学家可以向不认识的同行寻求交换实验样品和实验用品，可以问和讨论难题答案，可以征求合作伙伴。这种低成本的、快捷的、无国界限制的专业信息交流渠道，对于我们这样学术气氛差、信息闭锁、人员流动交流成本高的中国来说，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创造性工作的实现，得利于许多回国留学人员的共同参与。现在，这个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其他专业领域效仿和学习的典范，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取经。
    在中国，科学技术对于社会的贡献度，远远低于先进国家。中国社会，从政府官员到经济界人士和老百姓，对于科技的期望度，是不高的。要使科技对中国社会发展有更大的贡献，我们青年科技人员能够作什么?
     最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缺少主动为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而进行科研活动的人员队伍。我们的科学家能与美国人谈论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甚至能告诉美国人，他认为美国的科技发展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没有人能清楚地谈论中国的科技发展趋势应该是什么样，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应该是什么样?不是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弊端在于信息和能量上的误导。1998年上半年，在中国刮起了一股“知识经济万能论”的旋风，给人的感觉，似乎只要抓住知识经济这个“稻草”，中国社会就能跨越工业时代，现存的一切落后的基础都不成为问题，中国就能在朝夕之间，与美国的科技力量和工业技术竞争了！
    为了能使科技力量在中国社会有更大的贡献度，材料研究学会的青年委员们着手组织青年科技力量，踏踏实实地为国家的工业基础技术的进步作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虽然不能在国际会议上宣读，不能引起国外科学家的兴趣，但是却能使中国社会受益，为中国与材料相关的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贡献。鼓励和组织更多的优秀的科技人员，为富饶自己祖国的土地而勤奋耕耘。我们准备作更多的工作。最近，我们向北京市提交了一份发展北京市高新技术工业产品的建议，提出，北京市甚至中国的下一代能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的工业产品，既不会是电子计算机产品、也不会是医约卫生产品，更不会是航空航天产品。建议北京市在五金产品的精细化和电子化方面，组织力量，加紧研制生产。这个建议得到了北京市市长的支持，指示列入北京市的工业科技发展规划。我们还编辑发行《新材料技术及其产业》的刊物，组织海内外的青年专家学者，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材料相关产业发展问题，小到一个具体的工厂的发展规划方面，大到设备技术的引进消化，广泛动员青年科技人员献计献策，为自己的社会作实效的事情，开始受到社会和产业界的关注。
    记得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王中林教授在参加1998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青年学术年会后，在E-mail中的一句话：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
     我想告诉他，我在国内工作十多年的经历，是一个勤奋努力的经历，也是一个探索的经历，是一个探索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中国最需要回国留学生做什么事情的经历。留学不仅是为了科学，留学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您原来的群体。回来一个人，点亮一片灯!回来一个人，开拓一片地!这是社会的期待!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不存在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感觉。在自己的国家，能充分体味作为公民和主人的感受，能在多个层面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能够做一切你想做的一切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
    愿更多的青年朋友，努力奋斗，心系祖国，担起建设社会的责任，做有益于祖国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