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淳化县出现了一道“风景墙”,去年,甘肃永靖县有过一道“文化墙”。殊途同归的是,两地农民都把它们叫做“遮羞墙”。建一堵漂漂亮亮的墙,何羞之有?原来,漂亮的“文化墙”或曰“风景墙”挡住的,是当地农民生存的真实状况:贫困。

    “文化墙”、“风景墙”之问世,动机令人哭笑不得:为了展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果。记得还是在新农村建设刚刚兴起之际,人们就担心会有表面文章。当其不幸被坐实,也就没有意外的成分。然而,笔者仍然无意去声讨建墙的人———何况不少人早已经一拥而上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而是想探讨一下“遮羞墙”之所从来。我以为,“遮羞墙”这种做法并非那两个贫困地区的发明,完全是学来的。从哪里学来的?从我们国土上诸多的“面子工程”那儿学来的。“遮羞墙”,也是“面子工程”的一种,拙劣了一点儿而已。这种学,似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

    先看直接地学。在淳化的一个“示范村”那里,有一个占地数亩的广场,广场正中竖立着一个约10米高的巨龙雕塑；在另一个“示范村”那里,村口则竖立一座高大的仿古门楼,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移植来的两棵大树。这一切,谁会觉得陌生,不都是从如今的不少城市里照搬照抄的吗?城市因为有纳税人的钱来支撑,怎么用,一笔糊涂账,大家就没觉得什么。就像富裕的地方花大价钱请歌星来演出,从来没有引起过争议；贫困县一眼热,跟着一模仿,马上各种帽子就扣过去了。这不奇怪,财大气粗的地方虽然一掷千金,却什么也不影响；贫困的地方属于“打肿脸充胖子”,筹钱要靠强行摊派,要东挪西借,要寅吃卯粮,自然要引起公愤。但“遮羞墙”邯郸学步的本质是非常明显的。

    再看间接地学。现实中许多地方其实都有一堵无形的“遮羞墙”,可以举舆论监督为例。早几年“监督距离学”盛行,本地的惹不起或不能惹,遂甲地监督乙地,乙地监督丙地,丙地再监督甲地,石头剪子布一样,一个克一个,虽然有“距离”,却也能起到监督的功效。现在不行了,你自己也一屁股屎,凭什么说我?说我,我就去告状。拒绝监督,就是“遮羞”。又比如倘若甲地有突发事件,马上会有什么部门主动下达一纸通令,强调谁都不准来此一窥究竟。即使有的事件本身纯属天灾,待遇同样如此,也许他们本能地认为会暴露随后工作中的“羞”吧,需要“遮”。公众的知情权于是成了有关方面的赏赐,给多少算多少。不容否认,这种“墙”正有越建越多的趋势。可能没“羞”的地方还这么戒备森严,的确有“羞”的地方,采取更加积极的防御措施就势所必然了。

    囿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贫困地方发展得慢一些,其实本身无羞可言。地方官员还能意识到“羞”,想到去“遮”,说明羞愧意识尚存,但该知耻而后勇。“遮羞墙”遭到诟病是必然的,但我们倘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味指责建实体墙的地方,就显得有欠公允。我想,什么时候“面子工程”在我们国土上绝迹了,“遮羞墙”之类可能也就无疾而终了。当然,“遮羞墙”留下了耻辱印记是无疑的,但是同样,如果我们不正视问题的深层原因,这种耻辱印记还会不断留下,此地还是彼地而已。（来源：南方日报 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