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在西藏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与西方政府的后冷战意识形态有关，与西方媒体的潜权力结构有关，但更重要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西方社会的民意基础。西方民主社会中民意基础决定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在西藏问题上，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西方的地缘政治经济政策，还有西方的文化集体无意识心理。

　　西藏是香格里拉（藏语中“吉祥如意之地”），是一个出现在万山之巅的雪域圣地，离天堂最近、离尘世最远……，在西方人幻想中，西藏就是这样。他们对西藏的香格里拉式想象与向往，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积淀，表现在宗教、人种学、文化观念、地缘经济与政治等各个方面。

    西方关于西藏的乌托邦化想象，一直可以追溯到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士的西藏传说。162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安多德在西藏扎布让地区建立第一个传教点，发回欧洲的传教报告中，传教士们认定西藏的喇嘛教就是一度失落的早期基督教，其中包含着三位一体的神学思想，连喇嘛教的僧服僧仪，都与天主教有诸多相同的地方。这种传说一直延续到20世纪，而且不断有教士或旅行家试图“证实”它。有人考证耶稣在30岁回到巴勒斯坦前，一度远游到西藏传教，在西藏还发现了藏文本的福音书。有人提出，藏人是流落到喜马拉雅山的一支犹太人的后裔，西康的羌人具有明显的“闪族人的特征”，“许多风俗习惯都近于古希伯来人”。西方人幻想在世界之巅找到自己的精神与种族的家园，这种离奇的想象与热情最后发展到极端。在纳粹德国时，希特勒曾派遣一支探险队前往西藏，试图证明藏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而不是什么可憎的犹太人，因为藏人头骨的尺寸与雅利安人相同。

    在西方人在想象中，西藏是圣洁之地，也是财富之地。对那片土地，他们产生了一种连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骑士”心理，既有天使般的向往神圣之地的热情，又无法放弃那种“洗劫天堂”的撒旦欲望。西方早就有关于西藏到处都是黄金的传说。18世纪末英国就开始出现关于不丹与西藏是地球上尚未发现的“黄金国”的传说，最后这种传说终于落实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据说那是一个金库，所有的楼宇都是用黄金建成的。西方人的扩张逻辑总是幻想先行的，对印度、中国以及所有欲望与恐惧之地，西方人都曾有过这种传说与想象。

    西藏是西方人想象的精神家园，也是智慧之地。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写到福尔摩斯坠下山崖无法继续的时候，干脆让福尔摩斯去了西藏，回来以后更加聪明了。更有想象力的还是希特勒，他的探险队为他带回几位喇嘛，入侵苏联前，他让喇嘛为他做法念咒，让俄罗斯的气候温暖一些，不至于过早地冻死雅利安孩子。当然，最有影响力的要数希尔顿的那部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万峰之巅的一个“幸福的山谷”。

    在西方文化无意识中，西藏就是香格里拉，是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想象的地图上，既是前现代的乐园，也是后现代的圣地，甚至是西方文化想象中人类的救赎之地。《消失的地平线》曾说，这个现代世界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幸免。唯一承继人类文明之火的，便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保存着人类文明复活的种子。传统的乌托邦作品，总是将乌托邦置于世界某个未知的地方。20世纪对西方人来说，世界上如果还有某处神秘未知之地可以容下幻想安置乌托邦，大概是只有世界屋脊的那些神秘的大山了。

    在西方，香格里拉式的西藏的意义，不在于知识的地图上的某一个地区，而在于传统想象的地图上表现特定拯救意义的文化空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西方人面对西藏问题上的激进态度，不难理解他们无缘由的同情、信服、愤怒、偏激，不难理解达赖集团是怎样利用这种被虚构的神圣形象与感召力搞分裂的。知道这些，有利于我们寻找到更好的反驳西方媒体的途径。（作者周宁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原文刊于2004年4月25日《环球时报》）